那些逃离东北的医生们

2021-10-02 06:00  浏览 :4016
导读从“闯关东”的高歌猛进到“投资不过山海关”的消极论调,东北的荣光已经开始褪色。

当地**的挽留,依然没能阻挡不了离职潮的蔓延。离开的医生们,大多对东北抱有一种复杂的情愫。

在东北行医的40多年里,王杰送走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和年轻医生。在迎接新的博士生时,他就知道,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会在毕业后离开这里。
 
矛盾无奈时常充斥着他的内心。哪怕他所在的医院是东北最好的几家三甲医院之一,提供了非常好的学术科研临床环境,但愿意留在当地的年轻人寥寥无几,学生们宁愿“自降身价”,去到沿海省份的市级医院或者区级医院。
 
年轻人如同刚刚长出翅膀的雏鸟般迫不及待飞往南方,更严重的问题是,一个又一个医学团队接连出走,就像是在高原上留下一个巨大的土坑,后辈的填补像是流沙,风一吹又刮走了。而在山海关往南,尤其是珠三角,来自东北的成熟的医疗团队迅速填补了当地的医疗洼地,为快速增长的人口提供医疗服务。
 
东北已经缩水了。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位疾病中消瘦、但仍然穿着宽松旧衣服的老人,没有足够的人和产业来挽救经济的下滑。留下的理由越来越少,逃离东北的目标反而更清晰——中等偏上的薪水、体面的生活、职业的成就感。
 
荣光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王杰一路辗转来到东北时,第一眼就爱上了这里,街上有来往着异域面孔的俄罗斯人,医院里时常能见到日本、苏联教授的身影。
 
东北确实值得这份热爱。在工业兴盛时期,充足的粮油煤炭资源,让东北人民过上了全国多数地区难以企及的好日子。
 
20世纪六七十年代,有不少专家从南方甚至是北京上海来到东北。不少学科主任都有海外留学经历,让东北的很多医院和专科在全国位列一流,可以对标北京上海,而今天东北人争相向往的沿海南方城市,“那时候医疗水平根本就不行”。
 
王杰还曾争取到公派留学的机会,回国后,王杰拒绝了来自北京和上海顶级三甲医院的邀请,回到东北。
 
改革春风吹向东南沿海地区,没能让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东北延续往日辉煌,反而拉大了与发达地区的距离。90年代开始,资源逐渐枯竭,卷入工厂倒闭潮的人们大量流向南方。
 
同一时期,公费医疗废止,医院引入部分市场机制,开始扩张。一些国企煤矿医院流向城市三级医院,也有人率先下海勇闯南方。彼时的东北,已经出现年轻劳动力外流迹象,留下的多是老年人,产生极大的医疗负担。
 
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让路,长期囿于体制文化所带来的僵化的制度和陈旧的观念,成为东北进一步发展的羁绊。
 
在东北封闭的管理体系下,医生没有档案走不出去,一些医院把医生档案卡死,遏制了考研考博和跳槽的机会。但是南方不一样,只要医生有真才实学,就重新建档,这种开放性给予东北医生冲破体制牢笼的机会。
 
十几年前,王杰就意识到人才外流的紧迫性,他一次又一次跟领导提及,“现在不是留住人才,是连人都留不住”。但他们对此不以为然,一个学科带头人走了,主事者觉得,“走就走吧,人有的是”。
 
每年医科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大有人在,但留省率却在逐年减少,只有少数极具乡土观念的人才会留下来。
 
有参与公立医院建设的专家直言,只要南方(医院)来挖人,基本就能把医生挖走。”还有医生估算,“医院走的医生,都能再开家三甲医院了”。而且大部分都是年富力强,正是开辟新天地的时候。
 
一些学科带头人颇具个性,顶撞了领导,或是不会讨领导欢心,从此被种种限制。当南方向他们抛来橄榄枝,去留有了更明确的答案。到了南方,上上下下配备齐全,要钱给钱,要政策给政策,他们纷纷在各自领域里做得风生水起。
 
30年前,王杰也感受过这般关心。他在手术室忙着抢救危重病人,领导赶过来送面包牛奶,任何科研成果攻关,也都有人帮着跑。而现在,专家们忙得不可开交,不再有人主动出面帮忙了。
 
有人向他倾诉离开的理由,经济不好、领导不理解、想开创一番新局面又没有任何条件。王杰纵然为同行们的出走伤心难过,却也理解他们的境遇。“如果这些人留在东北,未必能达到这么高的级别,内卷也会把他卷死在这儿。”
 
讲到这里,王杰哽咽停顿。在南方工作的医生们,做事不用过多揣摩和忌惮领导的想法,更能沉下心来做科研、看病人,房子、户口、子女上学,医生们工作和生活可能遇到的问题,都有人想方设法帮助解决。
 
对比之下,东北显得落后。医学带头人离去,人心浮动,甚至在制定人才政策、主管医疗机构的行政部门里,都有人想着如何离开。
 
惨淡
当身边的好朋友、同学都走了,儿科医生高春燕也终于下定决心离开东北。
 
她毕业于东北一所普通的医学院校,一路从市级医院进入到当地最好的医科大学附属医院。
 
如同所有年轻人一样,她渴望当上主任,拥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。
 
进入这所医院的第七年,高春燕如愿成为儿科主任,迎来了她职业生涯的巅峰。
 
儿科医生荒的难题,在人口外流的东北尤其严峻。
 
在边境地区,高春燕看到一副惨淡的景象。6万人口的边境县城只有2名儿科医生,剩下都是内科医生来代。
 
儿科医生太忙了。很长一段时间里,高春燕的科室里只有3个儿科医生轮班倒,好不容易招来新人,情况稍有缓和,遇上有同事休产假或是病假,又回到从前昼夜颠倒的状态。
 
孩子的童年记忆里,妈妈回家就是吃饭睡觉洗澡。甚至连孩子生病,她只能安排在自己科室的病房点滴输液,提醒护士到点了给他换输液,自己转身到ICU抢救下一个病人。
 
在东北的这几年,高春燕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周末,过年能休息2天就算不错。即便如此,她也未曾想过离开,她有自己的团队。
 
但身边人的不断离开无疑造成人心浮动。博士同学3人,一个很早去了青岛,一个去了深圳,一直“勾搭诱惑”着她。后来,培养了6年的主治医生也走了,去了另一座城市的民营医院。
 
就像是平缓下降的路上突然出现断崖。2009年开始的新医改,财政增加对公立医院的直接投入,经济富庶的南方自然有更多施展身手的机会,期间涌现的公立医院新建潮,也为更多优秀人才预留了去处。
 
另一方面,2003年到2013年全民医保网络的极速发展期,也是大型公立医院的“黄金十年”。但是到了2011年,各地的医保基金开始显现危机的年份,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东北三省,无疑是医保压力最大的地区。
 
一个科室,“一老一小”离职最多。科室断层出现,让整个科室的运转更加困难,年资高的医生压力大、神经紧绷,萌生离开念头。年轻医学生得不到充分培养,或是积累了几年后,就去到更好的平台。
 
“我们始终在招人,但是愿意来儿科来的很少。”高春燕说,省内医学高校毕业生挤破头都想进教学医院,但最后来到儿科的都是在心内科、呼吸科留不下的,只好借儿科作为留校的跳板。
 
年轻的住院医师需要培养,难以独当一面。高春燕不放心,时刻保持着紧张状态,电话随叫随到,夜班遇到紧急情况,还是得她出手。
 
“如果没有住院医师,就是主治、副高在值夜班,身体状况肯定远远不如刚上班的年轻人状态好,病倒了的话,干活的人又少一个。”高春燕说。
 
高春燕走后,她曾经付诸心血,一手建立的二级学科,在她走后轰然倒塌,合并到了其他科室,只剩下几个床位留给儿童。
 
一切只是开始。疫情期间,就诊人数大幅减少,直接影响了医院收入。原本就困难的东北,许多医院更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,工资拖欠,奖金减少,疫情像是导火索,随后迎来一阵离职潮。
 
怪圈
经济固然是重要的因素,但真正让东北医生伤了心的,是根深蒂固的体制束缚。搞关系、送礼送钱的文化氛围,让“关系”上升到比医学更重要的位置。
 
像高春燕那样当上学科主任的,已经算得上幸运。更多人在庞大的医疗系统里,找不到自己的位置。
 
阶级概念已经融进了东北社会中。一个隐藏的典型信号是,北方会把主任的头衔放在博士的学历之前,南方则把博士放在前面,这让博士后李瑾然感到颇受尊敬。
 
李瑾然在省内最好的医科大学完成了硕博连读,是专业里的佼佼者,毕业时可以轻松留在这家最大规模医院的任何一个科室。可真正工作后,体制的僵化和陈旧压抑着她。
 
一件不愉快的小事是,有次她想申报课题,按理说是给医院增光添彩,但是科研处的工作人员摆着一副等着别人来求的样子,她暗自生气。
 
在东北,人们仿佛习惯了“托关系”,一项手术能不能开展,新技术能不能推动,药物能否过审批,行政领导的一句话,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项目是否能落地。
 
2004年,李瑾然差点考取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博士,这是她第一次试图离开东北。这个隐约的念想,直到15年后才在深圳一家民营医院实现。
 
几天前,李瑾然和朋友吃饭时聊起,以前是最优秀的学生都会优先留在东北,留校比例非常高,留不下来的才去南方。不过十几年,风水轮流转,最优秀的医生都离开了这里。
 
原先科室里的两位博士,刚好映射出两种典型选择:一个城市长大的博士家里条件比较好,擅长交际,博士毕业后去了广州,最后落脚在深圳;另一个农村出身的博士能干敢拼,一路走过来很不容易,他觉得如果能留在母校就很幸运了。
 
李瑾然是科室里第二个走的,疫情掀起的大规模离职潮,30多人的科室,陆陆续续走了10多个医生,都是副高以上的骨干。
 
在深圳,一所几乎毫无悬念能评上三甲的全新医院正在冉冉升起。走在空旷的病房走廊里,不时能听到熟悉的东北口音。南下的东北医生们,常在聚会时开玩笑,“整个医院成了东北某大三甲的分院”。
 
当地**的挽留,依然没能阻挡不了离职潮的蔓延。离开的医生们,大多对东北抱有一种复杂的情愫。在他们还是青涩学生时,黑土地养育了他们,他们也曾经幻想过为此付出终生,但东北的衰落还是让他们失望,种子还是要在肥沃的土壤里才能深根发芽。
 
留在东北的医生们也都在现有的工作之外寻找着其他机会。大部分人但凡有办法,不是已经离开,就是正在离开。有人还没下定决心走,但已经把孩子的户口落在了南方。有人十分肯定地表示,等到孩子高考完,一定会举家南迁。正是这种笃定让人对东北的衰落更加无奈。
 
故乡
从“闯关东”的高歌猛进到“投资不过山海关”的消极论调,东北的荣光已经开始褪色。

离开东北的医生们,来到南方后,不少成为了当地医疗系统的中流砥柱,甚至成为当地医改的推动者。
 
充足的资金,源源不断流向临床科研、科室建设,他们有了足够的资源开辟自己的广阔空间。
 
背井离乡,并不是一项容易做出的选择,诊疗习惯和地位上的落差,也让东北医生们一时难以适应。
 
在北方,医生是一份高高在上的职业,有着不菲的收入,是很多人眼中的优质社会资源。在南方,更多是声誉和技术间的暗自较量,患者在不同医院看病,会拿着不同医生的诊疗意见来询问医生。
 
李瑾然曾遇到过一对辽宁来的老夫妻,患者血糖、尿蛋白指标很严重,执意要去公立医院看病。她坚持说服老人住院做进一步检查治疗,搬出了自己曾经的大三甲身份,说自己水平不差,一定能把病看好。反而让老人越发生疑,最后连药也没拿,拔腿就跑。
 
离开了过去的大平台,李瑾然在民营医院坐诊时,落差感不时涌现。沮丧之际,她也会想起,“要是在以前,医生说一不二,患者都是托熟人找关系,才找到我们来看病,看完病会对医生不停表示感谢”。
 
也有医生选择在东北坚守。当我们问王杰是否会考虑去南方时,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专家迅速而坚决地给出了否定答案。
 
“我已经老了,实在不想离开我的团队,也不愿意离开东北。我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来到这里,待了40多年,当时是东北把我送到国外去留学。我觉得是黑土地养育了我,所以我要留在东北工作。”
 
当王杰讲述这一切时,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原始的力量,他因人们离开这里而痛惜,因它被人遗忘而愤愤不平。
 
每一位受访者都饱含着对东北的感情,谈到东北,高春燕声音哽咽,“生活了40多年,我人生的一大半,都属于那座城市。怎么可能轻易愿意离开?”
 
从北到南,冰雪消融,变成南方一望无际的大海。高春燕在南方定居已有1年半,还没有回过东北。
 
挂了电话,她又发来消息,这个东北的电话号码,半年后将会停用,似乎是下定决心与过去的圈子告别。
 
傍晚五点,她正和丈夫手挽手走向海边。椰林婆娑,浪花翻滚,风还带着一丝盛夏的余热,此后数十年,她会在这里安定下来。


来源 | 八点健闻 
作者 | 陈鑫 李琳
爱爱医已获作者授权转载此文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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